文化中國行 | 清代族譜中的《廉村全景圖》

清光緒版《廉村全景圖》

清光緒版《廉村全景圖》存于族譜《太邱陳氏三房全譜》中，以紙本水墨畫的形式記錄了福安市廉村在清光緒年間的山水格局，以小見大，傳遞了中國傳統社會聚族而居、耕讀傳家的精神追求和現實愿景。

廉村位于福安市溪潭鎮穆陽溪中游西岸，三面環山，一面臨水，是典型的“背山面水，負陰抱陽”的山間小盆地。北枕靈巖山，西倚南山，村后有湖山與獅巖山，山后還有層巒疊嶂的山脈，廉溪蜿蜒形成“腰帶水”。

陳氏三房支譜對廉村一帶有如下描述：“溪為吾鄉名區，山出雙峰，自靈巖蜿蜒而來直抵廉溪，桑田北列，萬派南奔，而廉溪獨處其中以當山川之勝……憑眺山川，見夫雙龍之秀，鸚鵡之奇，廉嶺孤松，富溪艫口，風云變幻，氣象萬千，題八詠以怡情、賦棹歌而抒嘯……西望獅巖諸山，岡陵起伏，草木行列，祥云六祖之剎，農夫樵之舍皆可指數。至若靈谷草堂，積善湖山薛補闕之所肄業，米襄陽之所留題，其留風余韻皆足壯廉溪之色。”

《福安縣志》亦載：“邑西南三十里廉村，舊名石磯津。海舟魚貨并集，遠通建寧諸縣，近通縣城及各村，明設巡欄，復改設官牙，以平貿易。”

圖文互證，史料的記載使我們對于圖像的認知更加具體，而圖像再現的山水田園格局，使我們不僅可以窺視到清代廉村的山水風貌，更可見其便捷的交通、發達的農業和繁榮的經濟，使其成為避世遷居群體選擇定居的理想之所。

藏于陳氏族譜中的清光緒版《廉村全景圖》，以一幅主從關系極為明確的全景式構圖，呈現出防御性極強的橢圓狀古墻堡建筑群，明確傳遞出廉村的空間格局。古堡墻環繞的建筑群坐西向東，前以鸚哥山為案，后以靈巖山為枕，隔一水為廉溪，堪輿家指為浮牌形，故有地理賦云“泊岸浮牌不怕風”。周邊的山群、樹木、溪流、耕地、寺廟等繞古堡而分布，將廉村的田園風貌囊括到同一空間場景之中，形成“枕山、環水、面屏”的環境意象。

建筑空間內的民居以4個宗祠為主，呈東西兩面不規則分布，其中心為鳳池區域，總祠位于廉村東南面靠近廉溪段的下游高地上，次房祠堂位于上游地區，長房和三房的祠堂則相對遠離廉溪。廉村是一個同姓聚居的血緣村落。圖中廉村聚族而居的布局體現了強烈的宗法血緣關系，陳氏總祠的修建地點為廉村居住區的制高點，其他3個房的祠堂不能、也不允許超過它的高度。另外，從廉村沿溪古商道進入南門，首先看到的一座祠堂就是總祠，村中的官道也主要延伸至總祠，這些都凸顯了總祠的威嚴與神圣。

唐代章仔鈞《章氏家訓》中寫道：“傳家兩字，曰耕與讀。”“耕”與“讀”構筑了人們的生活基礎和精神高地，其不僅僅是對耕作與讀書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描述，更是一種深刻的生活哲學和價值追求。

光緒廉溪陳氏三房族譜中記載：“地靈人杰，有宋以來其見諸邑乘者，理學文章、甲第科名之盛，聯藝接踵，誠著姓也。”全景圖中不僅以設色相較濃重的屋頂面而突出宗祠的位置，而且在陳氏總祠與各支祠門前都繪有紅色的旗桿，旗桿是封建社會科舉功名的象征。旗桿的豎立，隱喻著兩方面的功用：一是族人在考取進士之后，具有經濟實力的家主會耗資請石匠或木匠做旗桿以表嘉獎，寓意“光耀門楣”，以此來提高宗族的社會地位；二是可以作為后人學習的榜樣，宗族主人希望通過旗桿來激勵子孫后代為家族積功累德。

唐代推行科舉考試之后，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的社會風氣。廉村地處水陸交通的樞紐，也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。中唐時代的薛令之在此環境中耳濡目染，并在自身的刻苦努力下，成為“開閩第一進士”，開福安甚至福建科舉進仕之先河。

至宋代，尤為南宋，全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移到杭州，閩浙緊鄰，位于“閩頭浙尾”的廉村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、政治的輻射和影響。如朱松、王十朋、朱熹、鄭樵、陳淳等一批學者相繼來此處講學，基于這樣的學術環境，廉村人才迭起，名人輩出。從宋大觀三年（1109 年）至宋寶祐元年（1253年）的前后150年中，連續出現17位進士，其中最為榮耀顯赫的是陳雄一門五進士，父子兄弟俱登高第。

全景圖藏身于擁有強烈宗族意識的陳氏族譜之中，廉溪與廉嶺環抱著以陳氏單姓建筑群為中心的廉村，四周繪有古碼頭、商鋪、寺廟以及閩地人民耕種的圖景。陳氏族人以譜圖的形式記錄了廉村人民耕讀傳家、敬祖宗法的心理訴求和精神追求，也展現了閩地一隅人民安居樂業的山水田園格局。